当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作为衡量“企业长期发展价值”的综合指标被提至空前位置。
ESG报告正在成为企业的“第二张财报”,它描绘了单一财务成绩之外,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与员工、供应商、用户之间的关系管理,展示出企业更多的“领导力”。
“不论哪一类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要往ESG这个方向走。”蔡晓颖告诉凤凰网,ESG建设已然成为大势所趋。
在蔡晓颖看来,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端正在驱动企业投入ESG建设的潮流之中,ESG与企业的生存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不披露ESG信息,企业在融资、出口、上市、投资等方面可能都会更艰难。”
据多家平台的公开数据,已有大约1/3 A股上市公司单独编制发布了2022年ESG相关报告。
俨然,国内企业ESG信披意识正在不断提升,但也仍面临着重重挑战。比如,国内尚且没有明确的ESG信披标准;比如,国际上ESG披露准则的不同;比如, 各行业减碳建设的资金问题。
“目前国际上已有部分基础准则,比如首批两份ISSB准则将于2024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但在此基础上,各国之间的准则又有些不同。而在开放性的国际营商环境中,企业如何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ESG披露,对其出口、上市以及与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都至关重要。”
而据蔡晓颖介绍,普华永道作为一家国际性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在理解ESG准则、梳理ESG数据等多方面为企业提供助力。
另一方面,资金成为了制约企业建设ESG的关键要素。“国内企业其实并不缺建设ESG的驱动力,而是缺少解决方案。”比如,企业做ESG有心无力怎么办?
蔡晓颖坦言,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建设ESG的意愿都很高,但缺少资金的支持。“绿色金融是推进ESG的最为关键的一环。但资本的逐利性导致更多的资金倾向于EV等产业,一些重工业等见效慢的支柱产业反而无法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和产业转型发展之间的错配。在蔡晓颖看来,“只依靠社会资本来实现这类产业低碳转型是很难的,还是需要国家去调配资金流向。”
9月21日,凤凰网风财讯·ESG对话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蔡晓颖,探讨ESG建设面临的挑战及机遇,为市场带来更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启示。
(蔡晓颖)
普华永道已连续多年发布ESG报告,并率先承诺在2030年内实现自身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中国的绿色转型及双碳目标的达成贡献力量。蔡晓颖是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她曾带领普华永道创新服务部开展“城市 ”创新服务以及普华永道ESG实践关键驱动力服务,并在ESG方面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
以下为凤凰网与蔡晓颖的采访实录:
凤凰网:随着“双碳目标”的政策推动下,目前国内的ESG建设处于什么阶段?
蔡晓颖:2004年,联合国提出ESG概念,希望通过资本向善引领企业向善。但其实在ESG概念提出之前,欧洲已经行动起来了,后续资本加入进来,为企业建设ESG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所以,ESG并不是新概念。
目前国内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之高,将其提到了战略发展的地位,与“双碳目标”有一定的关系。但坦率地讲,目前国内ESG仍处于初级阶段,内地尚且没有明确的信披标准。
港交所是有相关披露要求的,且在逐渐地升级完善过程中。包括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气候相关披露》出台后,港交所前瞻性地更新了ESG披露指引,也就是从2024年1月开始,让上市公司量化并披露更多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普华永道作为一家全球性的第三方专业机构,也在帮助企业适应ESG信披规则的变化。比如,面对每个国家不同的披露准则,帮助企业编写更加符合投资者所在国家披露标准、适合投资者看的ESG报告。
目前是处于国际性基础准则已经出来了,但国内的准则仍在探讨,未来肯定也会有结合中国特色的ESG披露章程。普华永道也希望在这个规则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凤凰网:企业建设ESG的驱动力是什么?
蔡晓颖:有人认为国内是政策驱动,但其实在政策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国内企业开始在做ESG、披露ESG相关的信息了。那么,彼时驱使企业披露ESG的动力是什么?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就是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端。最开始就是黑石集团将ESG作为投资考量因素,当时企业不披露ESG很难获得黑石的投资。而目前的ESG热潮其实也是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
凤凰网:准则不同的情况下,哪些企业会受到影响?
蔡晓颖:中国的出口企业是最先受到影响的,其次是上市公司。比如说,欧盟是一个典型的市场驱动企业建立ESG的区域。如果出口企业的披露要求、减碳不符合欧盟标准,产品就很难进入欧盟市场。
欧盟出台了很多ESG信披方面的政策,而且从2024年-2028年对于ESG的披露要求会越来越严格,各行各业不论是出口欧盟的,亦或是在欧盟开分公司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而随着全球化营商环境的改变,企业想要维持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要在ESG上寻求改变。
上市也是如此。不论是港股还是美股,只有符合了ESG信披标准才能上市,已经在两市上市的企业也要符合ESG信披新规,来维持上市地位。而在美国,投资者也会要求企业披露ESG。
所以,在资本、政策、舆论的多重推动之下,企业不得不采取行动。
凤凰网:国内企业ESG推动的情况如何?
蔡晓颖:目前有些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还有一些企业处于观望态度。但在过去两年间,国内企业ESG建设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在积极地推动ESG。总的来说,ESG与自身生存关系越密切的企业,建设的步伐越快。
不过,ESG不仅仅只是符合要求的披露出来就可以了,它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象到实质的转型。
凤凰网:建筑领域是降碳的重点行业,也是产业模式偏传统、减碳难度较大的产业,对于建筑企业节能减排,您有哪些建议?
蔡晓颖:低碳是一个大趋势,建筑行业也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在ESG建设上走的比较前列的建筑类企业,大陆和香港的都有。而这些企业是将ESG放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由企业的一把手亲自把控,从建筑设计、材料选用、暖通、装配式建筑,甚至选择在建筑所在地建厂等多种方法,来实现碳排放的减少。
而随着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升,绿色建筑会产生更大的消费价值,进而驱动企业投入更多力量建设ESG,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不过,在建筑领域的节能减排中,不是所有材料都是可被取代的。这一方面受限于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则受限于成本。
凤凰网:在地产调整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建筑企业ESG成本的问题?
蔡晓颖:成本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但一家企业真正意义上要考虑的是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当前很多建筑企业仍在坚持做ESG?问题的关键是“驱动力”。当企业受到外部因素的驱动,ESG与企业生存紧密相关了,企业都会选择积极转型的。不仅是建筑业,消费、能源等多个行业也是如此,在生存压力大、绿色低碳成为发展大势的当下,企业会顺势而为,希望通过ESG来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传统汽车如果不转型新能源汽车、不节能减排,那基本就面临着淘汰的可能。
所以,不论哪一类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要往ESG这个方向走。不过,现在企业缺少的并不是建设ESG的驱动力,而是解决方案。比如,ESG成本到底多高?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凤凰网: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蔡晓颖:问题的核心是金融。很多企业建设ESG的意愿都很高,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如果真要将ESG当做国策来做,那绿色金融就是关键一环,资本、金融会在企业转型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金融的语言和产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金融更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绿色信贷、融资的时候会考虑到底层资产的问题。这就导致哪里有好项目,资本就会一拥而上。比如说中国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EV、AI等。但这个走向对吗?
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EV、AI这些领域资金已经非常多了,而那些真正需要投资的行业/企业,比如重工业等,却是没有资本愿意去投的。这就造成资金和产业之间的错配,只依靠社会资本来推动这部分行业的低碳转型是很难的,还是需要国家去调配资金流向。这就是为什么国开行这类银行以及国家产业引导资金会来做这些事情。
凤凰网:您如何看待低碳转型中产生的“资产搁浅”问题?如何盘活这类资产?
蔡晓颖:资产盘活肯定是需要做的,但目前还未看到大规模的行动。毕竟,资产盘活会牵扯到很多难点,比如资金支持、人员安置等等,这些都不是能够很快看到成效的。企业还是要有新的发展,才有余力去处理过剩的资产,要一步步来,以新带旧。
凤凰网:4月份,港交所更新了ESG指引,其中在气候方面要求2024年开始强披。您觉得沪深两市在ESG强制披露上会跟进吗?
蔡晓颖:内地要求企业披露ESG报告也是早晚的问题,但和港交所的准则可能会有所不同。其实不论内地强制与否,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在披露ESG报告了,建设ESG的意识在不断提升。两年前,内地就已经有大约25%的A股上市公司开始自愿披露ESG报告。而且,披露的企业数量每年都在往上递增。
凤凰网:普华永道对企业建设ESG上,有哪些方面的助力?
蔡晓颖:ESG本质上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报告,是需要数据和分析来支撑ESG建设成果的。普华永道会帮助企业在数据上进行梳理,让企业对自身业绩、减碳量等方面有更透彻地了解。
凤凰网:您如何看待“漂绿”的现象?
蔡晓颖:“漂绿”不仅是数据的问题,更是诚信的问题。企业必须要建设ESG,但同时也需要第三方的监督、审核。就像审计报告一样,ESG报告出具之后,也需要独立第三方对企业ESG数据、事实依据等进行审核,未来肯定是要这个方向走的。
凤凰网:能否分享一下普华永道在ESG上的作为?
蔡晓颖:普华永道每年都在披露ESG报告,还率先承诺在2030年内实现自身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在公司内部也有专门的部门建设ESG,比如追踪了解自身的碳足迹。相对来讲,我们是差旅费很高的一家公司,而长途会产生较大的碳排放。目前公司在做的就是,尽量使用当地团队,减少员工的长途飞行频次,或者是鼓励员工将出行工具由飞机改为火车,从而降低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