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域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9成，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县域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2025年10月，“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突出了放权赋能、扩大县级发展自主权的导向。

进入2026年下半年，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密集推出向县放权改革举措。

8月11日，湖南省发改委网站发布《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此前，湖南发布《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省本级直接向县下放13项行政许可，涵盖住建、交通、水利、林业等领域；同时建议市级向县下放20项事项目录。

四川做得更彻底。1月23日，四川省召开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工作推进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29个强县扩权试点县。6月12日，正式发布266项省级赋能事项清单，“打包”到县，覆盖债务化解、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开发区提能、国企融资增信等七大领域，采取“地方点单、省级配套”的精准赋能模式。这266项不是单一的审批权限，而是政策、项目、资金、试点、技术帮扶的融合包。

广东则在“百千万工程”框架下系统推进：全省在57个县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统筹下达37亿元省级资本金、15600亩建设用地指标，资金、土地、园区载体同步配置。

目前，广东城镇化率达76.58%，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关注：广东57个县（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48%，两者相差整整30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跷跷板”效应，折射出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中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57个县城的提质增效，补上的是广东城镇化最不均衡的一块拼图。

如果把这一轮改革和本世纪初的“强县扩权”、10年前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本质区别：过去放的是审批事项，这一轮放的是“权限 资源 资金 技术”的打包组合。

湖南在“向县放权”实施方案里明确，“保障有力，配套推动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

这意味着，省里清楚地知道，过去多轮放权之所以效果有限，根子就在“只放审批权、不配资源资金”，导致县级“有权无力”。

所以，这一轮湖南明确要求按照“以事定钱”原则将所需资金列入预算，对专业技术强的事项设置最长6个月的承接过渡期，并要求承接县30日内制定承接工作方案。

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放权”路径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放权不再是孤军深入，而是要素的系统打包。这一轮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即从普惠式放权走向分类精准赋权。“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指明县域发展导向，“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