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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王婷婷

“失联”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

5月30日消息误传，原金茂集团董事长李从瑞失联。次日，中国金茂公告，李从瑞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等多项职务。

5月31日消息称，原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华北区首迟迅失联。仅比原融创执行董事、西南区首商羽失联，晚了一个月。

再早一些，则有新城控股联席总裁曲德君、华夏幸福联席总裁孟惊等地产高管“失联”的消息，原因皆是“被调查”。

频繁的失联消息，一次次在地产圈引起震动。不过失去联系，其实只是震动的前言。而失联后的“剧情”更为丰富。

一时失联可能是长期失联的开始。

比如华兴资本主席包凡，自2月7日被带走调查后，予以留置。根据5月31日最新消息，包凡的留置期将从5月7日起延长3个月。审查涉嫌罪名为单位行贿。

高管失联，可能是公司衰退的开始。

比如原民生证券董事长冯鹤年在去年6月9日被爆失联，次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冯鹤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一年过去，民生证券坎坷不断，公司保荐的IPO项目频频遭遇撤否，名义过会率也大幅下滑。新班子需要花大力气重整结构，并修复公司的信誉风险。

比较戏剧性的“失联”是老板躲避责任。

比如河南前首富、辅仁药业实控人朱文臣，时隔多月，公司终于在5月22日联系到朱文臣，其也在当日签收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其后的5月30日，辅仁药业启动退市整理，并将在6月正式摘牌。

逃不掉的，终究还是躲不过。

对于个人而言，好的结果，或许能应退尽退、应改尽改，和举报人达成和解或得到相关部门缓情处理。而坏的结果，或许会像曾经的私募一哥徐翔，因操纵证券市场被判刑并高额罚金。

对公司而言，高管或老板失联后，无论是否带走调查，都是对公司声誉的一次挑战。但某种程度上，这也并非坏事，因为它可能预示着“改变的开始”。

先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

根据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数据，截止2023年4月末，全国已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6047项、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数37802、处分人数26295人。

数据似乎很刺激，其实对比往年只是小巫见大巫。

这三项数据自中纪委2015年开始披露，后逐年增高，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间的处理人数均突破“10万人”，峰值持续了近4年。贯穿了大家从戴上口罩到摘下口罩的全过程。

深一步分析背后原因。

这四年国内外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一些思路也出现了改变。

去年10月《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第277页中有一句话——“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处置系统性危机的预案。”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便是当下很重要的思路。

有多重要？举个例子，近日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5个新机构先后组建成功。

这意味着，金融力量、科技力量、内部力量、外部力量都开始集中。因为历史性变革中，稳定大于一切、安全大于一切，这便是底线思维。

底线与极限之下，要做什么？节流和开源。

用朱元璋“徙大户，实畿辅”时的理念就是——反腐得民心、粮食保民生，缺一不可。

反腐自然成为了民心所向的节流手段。

实际上，这与当前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降薪、城投债逐级分解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向上收权、降本增效，能让组织在结构调整中更加可控、轻盈和安全。

开源便要“脱下长衫”。

在地产界，赚惯大钱的开发商开始卷代建费、服务费、咨询费这些“小钱”，习以为常的“甲方”开始强调城市服务商、配套服务商的定位。

在投资界，信用开始下沉、杠杆开始下降、有毒资产开始炸雷。最近启林投资、半夏投资等百亿私募都公告“封盘”（即多款基金不再对新投资人开放认购，仅接受存量投资人追加），都是面对资产收益快速下降开始“底限操作”的体现。

对于个人同样如此。最近网络上“大学生脱下长衫”的话题广受热议，宣扬大学生与其死扛找不到办公室的工作，不如去接受更多元的工作。

至少任泽平可能是认同的。无论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真实学术水平怎样，但自离职恒大和东吴证券后创业做直播、近期开始为“生发水”打广告带货，他早已脱下了千万年薪、经济学家等光环，至少豁得出去。

所以反观失联，其实只是高管和公司进入大变革的“前哨”；

而改变，也只是所有团体和个体在大时代中谋时而动、顺势而为的生存法则。

做好最坏的打算，正心正念面对一切改变，可能生出一双看见未来的眼睛。